上次说了我在科大的时候，号称是一手写诗，一手下棋。下棋的事已经说了，再来说一说我写诗的经历，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最开始学写诗是在高一的时候，学写的是旧体诗。
当时已经读了很多中国古典诗歌，又看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知道写旧体诗有什么样的格律，试着写。
那是高一上学期，到下学期我就改写新诗了。主要受到了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读了很多翻译过来的欧洲浪漫主义流派的诗。第二个影响，很喜欢鲁迅的《野草》，读了非常多遍，自然而然地全部都背下来。第三个影响是比较特殊的。当时虽然还没有开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是1983年下半年才开始的，但是在上半年报纸、文学刊物已经陆续发表批判朦胧诗的文章。我看了这些批判文章里引用的朦胧诗，反而觉得这些朦胧诗写得很有意思，跟我以前读的那些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派的诗以及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写的诗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尝试着写新诗。有时候就给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传看。我高一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江，听说我很喜欢写诗，就说拿来给他看一看，我很高兴地把自己写的集子给他。后来才知道是计。我爸是负责民事案件的法院副院长，江老师有一个房产纠纷，曾经找过我爸，以为作为你孩子的老师，可以开个后门吧。但是我爸的性格是大公无私的，从不接受求情，不给情面，江老师很不满，想要找茬。他看了我写的诗，说思想不健康，要求学校开除我。
学校舍不得开除一个学习最好的学生，但那个时候文革结束没多久，人们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明，不能不做处理，最后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免掉了我所有学生干部职位，让我当一个普通学生，这个当然无所谓。把我换到另外一个班，不让江老师教了。后来我高考拿了全省语文第一名，江老师还去市里介绍经验，怎么培养出了一个语文状元。当然我语文考得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其他语文老师没有哪一个说我的语文能力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只要不打压我就不错了。
上了科大之后，我还是要继续搞文学创作的活动。在大一那一年，我办了一个班刊，叫《猫头鹰》，我起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猫头鹰。那个刊物是油印的。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油印是怎么回事。用一块钢板，上面铺着蜡纸，拿着铁笔在上面写，之后再用油印机油印。我上中学时就经常帮助老师刻写、油印教参、教辅，对这一套玩得很熟。于是找了同班同学中几个比较爱好文学的，组成了编辑部，一起干活。
我们班比较特殊的是有几个文学青年，而且水平都不差。我举一个例子。1987年举办的第二届合肥大学生文学大赛，虽然是我组织的，但是评委是我从合肥的报刊、杂志社请来的编辑以及一些作家、诗人，采用盲评，评选结果跟我就没关系了。评的结果，除了我得了诗歌一等奖，我们班还有一个得了散文一等奖，一个得了散文三等奖，一个得了小说二等奖，可见我们班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得散文一等奖的那个同学，笔名叫司静，后来我办《新语丝》她还投过好几次稿。大家如果去搜的话，还能搜出来，就可以知道她散文写得有多么好。
班刊办了一两年，出了几期，后来就没再办。到大三的时候我改办系刊，叫做《蜂鸟》，这个名字也是我起的，我也很喜欢蜂乌。系刊采用的出版的方式不一样，完全是我一个人单干，采用复印的方式，手写写在一张八开的纸上，类似于一份报纸，之后拿去复
印
我刚进校，还是大一的时候，想去参加社团活动。一开始参加的是学校文学社的活动。当时学校还没有诗社。科大在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诗社，叫玫瑰园诗社，社长笔名叫简宁，毕业之后分配到部队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彻底改行了。2008年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科大校友基金会计划出民间的校史，找了我，把简宁也找来搞了一次座谈会。那一次我跟简宁算是见了面。后来那个校史没真的写下去。简宁后来在微博上很活跃。我揭露韩寒的时候，他跳出来为韩寒辩护，还骂我。他现在在微博上也很活跃，也还时不时地骂我。
我进校的时候，玫瑰园诗社已经没有了。玫瑰园诗社的成员还有两个在学校，一个笔名叫大卫，是研究生，一个笔名叫再生原，是八二级近代力学系的。我在近代力学系有一个老乡，八一级的，我有时去找他，就跟再生原认识了。他知道我在写诗，就说他们想要恢复办诗社，不叫玫瑰园了，改叫荒原，再生原当主编，大卫当社长，准备在86年9月正式复刊，拉我当编委，我就同意了。
诗刊的出版就更高级一点，采用打印的方式，不需要用手写。学校的印刷厂打字员用打字机，根据提供的稿件，打印到一张蜡纸上。打字员打印肯定会出现一些错误，我们要对它进行校对，同时我就在蜡纸上画插图。《荒原》上面的插图，以及班刊、系刊的插图，都是我画的。
1986年9月《荒原》出了第一期，就因为我的诗出事了。学校的党宣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审查诗刊，等到已经都印好了，要准备去卖了（当时学校学生自己办的刊物都是会拿到食堂门口去卖的），党宣才想起来要审查，发现我的诗有问题。我那首诗的开头是：“水晶棺里的世界一定很温暖，琥珀里的苍蝇也这么说”，明显是在讽刺毛泽东，思想有问题。所以党宣就说不行，不能拿出去卖。
但是已经印好了，销毁很浪费。团委书记比较开明，沟通了一下，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那首诗是放在最后面的，他提出来把这首诗剪下来就可以了。他只是要求把它剪下来，却没有命令剪下来后要销毁。
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首剪下来的诗也附在一起卖，号称卖禁诗，引起了哄抢，很快就卖光了。一份卖五分钱菜票，菜票在科大是硬通货。
《荒原》每半个月出一期，总共出了六期就被叫停了，因为发生了学潮。1986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学潮，是在科大开始的，起因是合肥西市区要选人大代表。科大属于西市区，有四个代表名额。学生们觉得选举过程不民主，要求民主，最终发展到12月5日上街游行。方励之校长拦着劝大家不要出去游行，说你们在校内怎么闹，我可以保护你们，你们一上了街，就保护不了你们了。让大家跟他去座谈。
我属于跟他去座谈的那一批，第一次游行没去。后来各种活动都搞起来。诗社在科大的水上报告厅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我上去朗诵了我写的一首诗，关于这一次运动的，题目叫做《祭神舞》。那首诗开头是这样的：“拉上迷雾像重重幕布/ 上演自欺欺人的秘密演出/一个个扩大的瞳孔喷出一道道愤怒的三昧真火/烧光了迷雾连舞台也烧尽了/剩下一片虚无”，后面还很长，很适合朗诵，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一次学潮，方励之以及校长管维炎都被免职，中共中央派了几个官员来接管科大，彭佩云当党委书记，腾藤当校长，还有一个叫刘吉，号称以善于对话出名，当副书记，是管学生工作的。他们来了就把所有的学生社团、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全部都叫停了。老生就把恢复诗社、《荒原》诗刊的重任交给我。下次我再讲一讲我怎么样让《荒原》复刊以及搞过什么样的活动，发生了什么事情。
2025.10.23.录制
2025.11.9.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