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留言说：你的导师到现在还没有退休啊。我的导师早在2017年已经退休了。这个网友之所以认为我的导师还没退休，可能是查到他直到现在还在发表论文。其实他已经没有实验室了，现在发表的那些论文是不需要做实验的理论生物学的论文，关于生命起源的。
他在2017年6月退休的时候，系里举办了一个送别仪式。我也去参加了，他以前教的几个学生也去了。每一个学生都要给他留言。我的留言当然是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大致的意思是：“我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是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于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我的导师扎克通过言传身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科学以及怎么做研究。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在帮助中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在美国一所实验室点燃的火炬，现在已经传到了中国。”
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张。在来美国之前我对于科学的确所知甚少。虽然中国科大当时是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但是我在科大学的都是科学知识，数理化以及生物的专业课学了很多，而对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课堂上是不会教的。
当时科大对我在这方面的影响，甚至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八十年代正是中国伪科学泛滥的时候，出现了气功热、人体特异功能热，而科大是重灾区，好多老师都相信、研究特异功能这些伪科学，有一年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科大开的。在这种氛围下，我在大一、大二时也很相信人体特异功能。到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也不是老师教的，而是自学的。那个时候读了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科学哲学的书以及国外对特异功能、神秘现象的批判，才知道它们是不可信的。
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已完全不相信神秘现象、特异功能。我到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做论文，那里同样也有伪科学。发育所的一些研究生搞了一个青年论坛，第一个讲座就是由一个研究生讲易经六十四卦对应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认为从六十四卦可以推出密码子。他讲完之后，我当场就发飙了。所以不只是中国科大，中科院的研究所同样是伪科学泛滥。
而那些研究员有的水平是很差的。我在发育所做的课题跟上海生化所有合作关系，把我纯化出来的单克隆抗体带到生化所做实验。本来我自己做就好了，一个刚刚特别提拔的研究员信不过我这个本科生，要自己做，结果做不出来，说我带来的抗体没有活性。我觉得奇怪，我才测过是有活性的，怎么没活性了呢？
我就查看他的实验步骤，发现有一步他居然往样品里加氢氧化钠。我说，你加氢氧化钠进去，不就让蛋白质变性了嘛，而且这种变性不可逆的，当然没有活性。
这个研究员马上崩溃了，当场就哭起来了（是个男的研究员），训斥我说，你一个小小的本科生居然敢说我一个研究员犯了实验错误。不停地在那里哭。实验室的其他人过来，当然都指责我，要我向他道歉。我说我又没说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坚决不道歉。我心里在想，你瞧不起本科生，我作为本科生还能看出你这个研究员的错误，你应该感到惭愧才对。
我在发育所的那个实验室还不错，我跟负责的研究员余老师关系很好，但是别的实验室就不是这样。发育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叫牛满江。他是在美国坦普大学当过教授回国的，这种人当时很罕见，当然就出名了。
他研究的是高等生物的逆转录，当时我就觉得那是伪科学。到美国之后，我查过这个人的底细，才知道他是在美国已经待不下去了，做的东西没人信，只好回中国了。
发育所还有一个研究员，研究的是中国爬行类动物的亲缘关系，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来鉴定这些爬行类动物究竟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当时基因克隆很难，没法通过对比基因序列的方法来对比亲缘关系。已经有的方法是对比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但是要测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是很麻烦的，很花钱。这个研究员有一次做报告，说他想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少花钱的办法，测在爬行类动物中某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含量的多少，各种氨基酸的比例是怎么样的，通过含量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他们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是极其荒唐的。但是他做完报告之后，居然没有人质疑，我就不得不质疑了：对比序列可以知道亲缘关系的远近，但是氨基酸的含量多少跟序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可以通过测定氨基酸的含量来代替氨基酸序列。
所以我在中国的确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虽然读的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又在中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做过实验，我小时候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就是科学的殿堂，但是也没学到啥东西，碰到的那些人水平都那么差。
到美国留学之后，慢慢地知道了科学是什么，研究要怎么做。其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的导师。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设计实验，要怎么样设计、做好对照；
要怎么样控制变量；要怎么样分析实验的结果；要怎么样提出一个假说或模型。这是潜移默化的、熏陶的过程。这也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实验室的好处。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有十几二十几个人，跟导师关系就不密切了，可能一周都见不到一次导师。但是我们实验室比较小，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六七人，而我的实验台又刚好就在导师的办公室的边上，所以每天都有频繁的接触。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每周每个实验室成员轮流做主讲，如果你的实验有重大的进展，那么就来讲一讲你的实验的结果，别人来帮助你分析，给你挑刺，提出建议。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实验结果，那么就去找一篇你认为比较有趣的别的实验室新发表的论文，介绍这篇论文的情况，大家一起来分析这篇论文，来给它挑刺。这种论文都是已经经过同行评议在比较好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给它挑出错误或不足。所以这种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是一个非常好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让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严谨。
我在研究生阶段上的那些课，我认为最有意思、帮助最大的是文献解读。在三年级的时候，自己到微生物系选了一门课叫做遗传学经典论文讲读。将从孟德尔论文开始的经典遗传学的论文以及后面的分子遗传学的论文，由老师系统地汇总在一起，大家来分析。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已经很老的古董论文，读它干什么？这是不对的。你因此可以对这门学科是怎么来的，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发展的，有一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我们系每周都有一次学术讲座，主要都是请校外的教授来介绍他的研究结果，可能是还没有发表的。这些教授搞哪一行的都有，当然都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不管是搞哪一行，我都很喜欢去听，一方面是多了解一下各个研究领域的最新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讲座完了之后的问答阶段。每一次的讲座讲完了之后，都会有人提问。有的的确是没听明白，有疑问，有的就是不相信那个结果，直接质疑。
这个过程可以体现出学术的平等。请来做讲座的这些人相当多是大牌教授、大腕，有的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大家没有因此就不敢去提问、质疑他。提问的人什么都有，有的就是研究生。大家就平等地对话。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院士，叫学部委员。如果找一个学部委员（不要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了）来做讲座，谁敢质疑啊？都是吹捧的。我敢质疑研究员，已经引起轰动了，更不要说去质疑学部委员、院士了。
我们系要求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做三学期的助教（TA）。我做的第一个助教很简单，就是去监考，基本上没啥事干。我做的第二个助教是给请来做讲座的教授放幻灯。当时没有电脑、PPT，都是用幻灯机放的实际的幻灯，要手工操作。教授在上面做讲座，后面就必须有一个研究生在听他说“下一张”时按下去。因为担心幻灯机会出啥问题或者幻灯片没放好，在讲座之前负责放幻灯的研究生要提前先去联系主讲的教授拿来幻灯片试放。先要去他住的宾馆，有时候就可以趁机跟他谈一谈。
有一次讲座请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亚瑟.孔伯格。他在1959年获得诺贝尔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没退休，还在做研究。我们系有两个教授是他的学生，把他请来做演讲，刚好就是我负责放幻灯，所以先去他住的宾馆跟他见了一面。他的儿子叫罗杰，孔伯格，刚好跟我研究的是同一个领域，也就是真核细胞的普遍转录。那个领域当时非常热门，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领域。我最后一年去参加学术会议，也跟罗杰，孔伯格见过。因为这个领域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人因为研究真核生物的普遍转录现象获得诺贝尔奖。但是究竟会由谁获得，就众说纷纭了。
做这项研究做得最好的有四五个人，诺贝尔奖只能发给三个，要从这四五个人里挑哪三个呢？到最后这个领域的确发了诺贝尔奖，是直到2006年才发的，结果只给了罗杰.孔伯格一个人，完全没有料到。
我做的最后一个助教是带高年级本科生的分子遗传学实验课。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我很喜欢做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也很喜欢帮助别人，如果别人不懂，喜欢给他讲解，指点要怎么做实验，好为人师。我知识比较扎实，懂得多，也喜欢和善于讲解，所以那门实验课的学生有问题都喜欢来找我。有男生有女生，我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上完课也经常一起出去玩，吃冰淇淋什么的。最后一节课是考试，本来是不需要我去的，因为考试是由老师亲自监考的，但是那些学生都是最后一年的高年级学生，上完这门课就要毕业了，以后很可能就永远见不到了，所以那一天我也去帮助老师监考。这些学生考完了还要写对四个助教的评语，之后才离开。他们走的时候，挨个挨个都来跟我告别，因为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对我带的那些学生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关系很好。
过了没多久，我们系一个和蔼可亲的老教授，同时担任自然科学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笑眯眯来找我，给我看那些学生对我的评价，写的评语都写得非常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TA，这么喜欢学生，这么会讲解等等，还有学生感叹怎么快毕业了才终于遇到一个好TA。副院长说，我们决定将今年的补充奖学金奖给你，因为你TA当得好。所谓的补充奖学金是除了正常领的奖学金之外，额外再给一个月奖学金。当时我一个月的奖学金是一千美元，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科大的时候生活费一个月才几十元人民币，到美国多拿了一千美元的奖学金，不就是发财了吗？很认真很热心地教学，还有经济上的好处呢。我最后一年、1995年又得了一次补充奖学金，究竟什么原因得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次没来跟我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给我。
所以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那五年，是我过得非常开心的五年。除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因为实验不顺利比较郁闷，其余都过得很开心。关于那五年的业余生活，我以后再说。
2025.10.15.录制
2025.10.30.整理